谭伟春

    最近读《史记》注意到一个细节，作者司马迁的生卒年竟然没有定论。我感觉不可思议，这可是司马迁啊，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里的主角，是开纪传体先河的太史公，他的生卒年怎么还有争议？

    我迫不及待地查找资料，想了解2000多年前的真相。

    司马迁一生清贫，因劝谏遭受腐刑时，只是一个家无余财、人微言轻的史官，一个卑微到尘埃里的臣子，但也是一位胆子大到敢于“诬上”的直人。

    再说他的著作《史记》，令人诧异的是，司马迁活着及死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部书都被斥为“谤书”，仅限家人友人等小范围传抄，直至唐代才开始被古文家奉为经典。

    这，或许就是他生卒年不详的原因吧。一个低入尘埃的刀笔吏，一部生前身后蒙污数百年的“谤书”，如何配让人郑重记下生辰忌日？

    了解到这些，感觉心跳漏了一拍。我过去习惯于由果推因，天真地认为，能写出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死也值了。但是，如果他无法预知《史记》会成为经典呢？更不知道《史记》能否流传下来呢？

    我曾默认伟大的人物，都生而不凡。他们光彩熠熠，他们万众瞩目，他们不食人间烟火，甚至出生时都伴随“满室红光”“自言其名”的异象。但接受腐刑后的司马迁，除了写《史记》，还有什么呢？他不过是一个生卒年不详的卑微史官。

    司马迁的感受，唐代的陈子昂或许能感同身受。他因言被贬官后，登幽州台时歌曰：“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处境相似的两人，如果能跨过历史的长河相遇，应该会相视痛哭吧？应该会在一封封书信中获得慰藉吧？应该会郑重并准确地记录下双方生年、一方卒年吧？

    “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在士大夫同僚心里、在“略输文采”的汉武帝眼里，司马迁怕是和摇尾乞怜、贪生怕死画着等号。拖着残躯走在“通勤”路上的时候，面对昔日交游目光的时候，他有后悔苟活吗？《史记》完成后不久就溘然长逝的太史公，临死前是否已经“此心光明，亦复何言”了呢？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我这个生活在2025年的人，如今再读《报任安书》里这句话，仿佛看到一盏昏黄的油灯下，太史公佝偻着身体，老泪纵横，奋笔疾书，忍着剖开心肺的悲痛，一笔一画写下项羽不肯过江东的悲怆、吕后鸩杀戚夫人的狠绝。

    司马迁不幸却也幸运，他至少留下了一部“谤书”。东汉末年董卓事败后，曾被迫效力于其麾下的蔡邕，跪求司徒王允，可以脸上刺字、砍断双脚，但留他一命写完汉史。王允却冷笑道：“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王允的冷笑跨过三百年时空，与汉武帝的阴影重叠。原来，在封建王朝的权力者眼中，史笔从不只是笔墨，更是令人忌惮的刀剑。

    往事越千年。2025年仲春里的一个傍晚，我坐在摩天大楼内的餐馆里，玻璃幕墙将夕阳剖成片片光斑，精准投射在漆木碗沿。等餐间隙，我在手机上读着《史记》，感慨着伍子胥大仇得报，感叹着李斯《谏逐客书》力挽狂澜，惊讶于赵氏孤儿的离奇身世……

    透过这些古朴厚重的文字，我好像感受到一个灵魂的孤独和彷徨，听见一声来自历史深处的叹息。

    那声叹息好像在说，要是有人，能在他活着的时候宽慰一下他、鼓励一下他，能在他死后写个墓志铭，郑重准确记录他的生卒年，该有多好。

    （作者来自中国石化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