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消费与碳排放正在“分化”

    长期以来，我国能源消费与碳排放情况高度相关。从趋势上看，能源消费总量和碳排放总量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增长；从质量上看，能耗弹性和碳排放弹性随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下降。

    然而，自“十四五”起，我国能源消费与碳排放日益呈现“分化”特征。一方面，经济发展对能源需求的依赖有所回升，能源消费总量增速有所反弹，增势较为强劲；另一方面，能源活动相关碳排放总量增长放缓，即将达峰并下行。

    底层逻辑不同是导致能源消费与碳排放“分化”的根源。能源消费需求是由经济社会活动产生的，当科学技术渐进性进步时，产业结构稳步调整优化，能耗弹性持续下降；当人工智能等技术呈突破性、颠覆性变革之势时，生产生活模式将重构，在传统产业存续、新兴产业“井喷式”增长并存的过渡阶段，能源消费需求将显著抬头。碳排放是由化石能源活动带来的，与能源消费结构相关，而不是与能源消费总量相关，非化石能源的规模化发展替代是导致“分化”发生的直接原因。

    能源消费与碳排放的“分化”有利于进一步促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满足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的合理用能需求。

    展望未来，节能与降碳政策也将出现“分化”，为清洁能源、特别是非化石能源消费增长创造有利条件，从而为能源系统进一步绿色低碳转型蓄能。

    这种“分化”也提示我们要重新评估在可再生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的背景下，资源环境对经济活动的合理承载力问题。推进能源转型、测算用能上限的根源在于应对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问题，考虑到我国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消费即将达峰，而可再生能源快速增长并将成为主导能源，建议适时重新审视和评估能源消费总量的合理上限。

    转型成本公平合理负担问题亟待解决

    成本可负担性是沟通能源转型可能性与可行性的关键一环，是实现能源三角平衡的重要影响因素。我国能源转型将由增量分享向存量竞争阶段过渡，叠加国内外经济增长和发展安全承压影响，转型成本负担问题更为凸显。

    我国能源转型遵循“先立后破”的路径，转型成本不仅存在于新能源的“立”，而且存在于传统能源的“破”，既有直接的显性经济成本，又有间接的隐性社会成本。公平合理负担转型成本的前提基础，是全面系统科学地核算与预测能源转型成本。

    随着转型阶段的变化，新能源需求侧、调度侧的投资建设成本，以及传统能源改造、关停相关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成本，乃至就业民生、社会稳定等风险隐患，都亟须引起重视并积极应对。

    转型成本的负担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转型动力的来源。作为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系统性变革，能源转型将生产者、消费者、监管者等多元主体都纳入其中。前一阶段，我国能源转型的重点在于“立”新，为促进风电、光伏、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快速发展壮大，公共财政提供了强有力的扶持、发挥了关键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政策”为能源转型提供了最强动力。展望未来，我国能源转型成本将呈现规模更大、分布更散、间接隐性增多等新特征，政策驱动转型的可靠性和可行性需要重新审视。未来驱动能源深入转型的强劲动力蕴藏于“产业”，为此，合理负担转型成本，营造公平竞争、健康发展的市场环境尤为紧要。

    转型成本的负担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能源转型的路径。我国能源转型正面临着发电并网、长时储能、终端消纳等多重挑战，牵涉电网、电厂、用户等多种主体，公平合理负担转型成本，有利于更好调动市场主体积极性，从而加快化解困难挑战、推进能源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