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转型并非人类历史上的新生事物。从工业革命时期的生物质能（如木材、柴草等）向煤炭的过渡，到20世纪初向石油的转移，以及后来引入核能，都代表着能源转型。然而，人类当下面临的可再生能源转型与以往有根本不同。以往新能源主要用于补充，而非完全取代现有的能源形式，煤炭并未完全取代生物质能，石油也并未导致煤炭退出历史舞台。相反，这些新的能源形式还拓展了能源结构，最终使得每种能源都找到了定位，得以并存发展。

    而当前的可再生能源转型则标志着这一模式的历史性突破。推动此次能源转型不是发现了更集中的能源或更高效的开采方法，而是具有不同经济特征的能源技术的出现。这些新能源不仅是对现有能源结构的补充，而且是在多个领域取代化石能源。这种转变除了源于环境问题的急迫性或政策要求，还因为可再生能源系统的潜在经济特征，即边际成本趋于零、基于制造业的学习曲线不断提效降本，以及积极的网络外部性。

    这些经济特征创造了一种本质上完全不同、更具竞争力的新经济范式。这一发展促进了新能源经济的出现，其特性与传统以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大宗商品为基础的体系有很大不同。在新能源经济学中，丰富性取代稀缺性成为决定性特征，技术创新和制造能力，而非资源控制，构成了这一新范式的核心竞争力。

    电气化是新能源模式的核心。它不仅是一种脱碳途径，而且是实现新能源经济动态的基本载体。电气化驱动了边际成本高、开采依赖型的能源系统向通过制造技术提供能源服务的结构转变，边际成本趋于零。这不仅提高了热力学效率，而且增强了系统集成性。此外，虽然由于工艺或能量密度要求，部分难减排行业面临直接电气化的挑战，但其长期脱碳也将依赖低成本、充足的可再生电力。许多间接脱碳途径，如绿氢、合成燃料和电化学过程，本质上都能以可再生电力为原料。因此，即使是面临转型障碍的行业， 可行的脱碳方案仍是丰富、低成本的可再生电力。

    新能源系统的最基本特征是发电的边际成本趋于零。一旦基础设施（如太阳能电池板或风力涡轮机）到位，阳光和风作为“燃料”可以免费获取。这从根本上改变了电力市场的定价动态，可再生能源可以取代化石能源，在产量较高时期压低批发价格，也颠覆了传统的供需关系。趋于零的边际成本与新经济范式的另一个决定性特征（前期资本成本占主导地位）有内在联系，即可再生能源的主要成本是制造和安装设备的初始资本支出，运营费用（主要是维护费用）相对较低。这种高资本支出和低运营成本的结构需要大量的前期融资，导致平准化度电成本（LCOE）对资本成本和设备寿命高度敏感。然而，一旦投入运营，这种结构也会转化为相对低风险的长期回报，对寻求稳定现金流的机构投资者颇具吸引力，这与化石能源投资回报的不稳定性形成鲜明对比。

    此外，化石能源生产的地理限制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基本不存在。只要气候条件合适即可生产可再生能源，显著降低了地缘政治风险和运输成本。但太阳能和风能在各地区分布也不均衡，部分地区太阳能资源丰富（如撒哈拉沙漠、阿拉伯半岛和澳大利亚内陆），部分地区风力资源充沛（如沿海地区、北海和某些山口），部分地区两者兼有。这种自然禀赋的差异可能造成可再生能源发电潜力的不同，并影响产能、项目经济性和竞争力。然而，即使可再生能源禀赋不佳的地区，通常也有足够资源来满足能源需求，且这些资源质量的地理差异并不会像化石燃料那样引发地缘政治冲突。

    可再生能源的分布式特征通过互联系统可以形成相辅相成的关系。电网互联能减少风能和太阳能固有的间歇性挑战，推动对输电基础设施和智能电网的投资增加，构建更具韧性的一体化能源系统。

    更重要的是，新范式的经济优势重心出现了转移。化石能源的规模经济主要体现在开采、运输和精炼环节，可再生能源则表现在设备制造上。生产太阳能电池板或风力涡轮机的大型工厂单位成本更低，推动了制造业整合，而随着产量增加，成本将进一步降低，促进了国际技术转让和竞争。

    这种制造驱动的降本增效将进一步放大。随着时间推移，可再生能源技术的成本急剧下降，产量每增加一倍，成本也同比例下降。这与传统的霍特林模型有根本背离。传统的霍特林模型认为，资源消耗会增加成本。

    总体而言，新能源经济的特点是成本紧缩轨迹、空间民主化和制造业驱动的可扩展性。虽然间歇性、确保关键矿产的供应，以及适应市场设计等挑战依然存在，但可再生能源的结构性优势表明，能源转型大势是不可逆转的。新模式鼓励创新、制造业和技术领先，而不是资源控制，开创了能源丰富的新时代，并将从根本上重塑全球能源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