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能源格局正经历一场重大变革，可能颠覆过去几十年围绕资源稀缺性建立的能源经济思维定式。不同于以稀缺性和地理偶然性为特征的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以生产技术为核心、以取之不尽的风能或太阳能为原料，一旦完成初始建设就可以提供低成本的能源。

    这意味着，能源经济框架将从霍特林规则（稀缺驱动成本上升）转变为学习曲线模型（成本随累积产量下降），形成与传统能源经济学不一致的新模式。

    产业政策效仿潮

    近年来，各国先后意识到控制新能源技术供应链的经济性和战略效益，而我国在这一领域早已走在前列。截至2021年，我国电动汽车电池产量占全球总产量的79%；截至2023年，我国光伏组件产量占全球总产量的85%。我国的成功经验也刺激了竞争对手的政策跟进。美国的《通货膨胀减少法案》、欧盟的《净零工业法案》均旨在通过补贴、税收减免等激励措施提振本土清洁技术制造业。日本的“绿色增长战略”（2024年）和韩国的“绿色新政”（2021年）则分别为氢能和电池技术制造业设定了具体目标，并提供了支持政策。

    这些新兴的产业战略正促使电池制造业突破原有地域限制，向美国、欧盟、印度和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扩散。一些国家（如越南、马来西亚）正利用低成本劳动力、政策支持和现有制造业基础等优势，积极扩大光伏生产规模。

    这些趋势表明，制造业流动性更强，如锂、镍、钴等关键资源可以全球采购运输，电池组装等环节可以在政策和市场条件更具优势的地区进行。相比之下，化石能源的开采往往受限于特定的地质构造。此外，低碳制造依赖的供应链可以在全球建立，地域限制较少。基于这一认识，各国都在积极争夺市场份额，反映出全球竞争正经历从“资源控制”到“产业战略”的深刻转向。

    能源安全再定义

    上述产业格局的转变正在重新定义能源安全。各国政府不再局限于保障油气供应安全，而是逐渐从稳定获取清洁能源技术的角度构建国家能源安全体系。例如，美国能源部在供应链审查文件中强调过度依赖进口太阳能电池组件的脆弱性，并指出应尽快发展本土产能。其他国家也在寻求获得固态电池或氢电解槽等新兴技术的知识产权和制造技术。

    此外，政策制定者试图利用对先进技术的出口管制保护本土产业。这也说明，作为能源安全工具的技术管制正在发生转变。随着可再生能源系统与数字电网整合程度的提高，网络安全成为保障能源安全的关键，技术领先程度则成为能源安全战略的核心支柱。

    创新重点的转移

    能源领域创新的性质也随之发生变化。制造业创新的重心正从化石能源时代的资源勘探与开采效率提升，转向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制造工艺优化、成本下降和技术效率提升。因此，各国逐步将研发投资和人才储备的重点向可再生能源制造技术研发倾斜。国际能源署（IEA）2024年数据显示，过去20年，可再生能源相关专利的增速持续超过化石能源。虽然在专利总量上化石能源仍占上风，但在许多具体技术类别中，这一差距已大幅缩小甚至逆转。

    可再生能源专利的快速增长意义重大。过去十年，太阳能发电成本大幅下降主要源于制造创新，如更大的晶圆、更薄的硅片和更优化的电池设计。研发工作也主要聚焦于提高电池性能，如能量密度、充电速度和寿命，并通过材料科学和制造工艺的革新进一步降低成本。更高效率的风力涡轮机的发展动力也来自先进材料、空气动力学和制造技术的创新。由此可见，材料科学、制造工程和系统集成方面的专业知识，对能源行业的重要性与日俱增。

    脱碳战略受影响

    上述转变深刻影响了各国的脱碳战略。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仅补贴上网电价并不能自动降低供应链的脆弱性和对外依赖度。因此，许多国家的脱碳重点已转向扶持可再生能源产业，将激励措施与本地化生产要求、制造业税收抵免或研发支持政策结合起来。如一些国家开始对进口清洁能源产品征收关税，以保护国内制造商免受低价进口产品的冲击。

    这说明，能源经济学将发生根本转变，从化石能源时代的稀缺性、地理限制和资源控制，转向可再生能源时代由技术创新、制造业可扩展性和政策协调驱动的新范式。要掌握这种范式，需要理解能源经济学的新框架，原本植根于化石能源的传统模型已难以捕捉低碳能源的独特运行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