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向珍

    母亲这一辈子，只领过两个月的工资。

    母亲在山东东营利津二中上学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半饥半饱的日子，好歹熬到初中毕业，因为家里生活极度困难，母亲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心爱的学校。

    为了填饱一家人的肚子，母亲背着包袱，在荒野里四处寻找可以食用的野菜。每次走在回家的路上，母亲常常会想起学校，想起老师和同学们亲切的声音，她的心里疼得厉害，也只能任由冰凉的泪水悄悄地流过脸颊，再慢慢风干。

    那时候的初中毕业生不多，女生更少，母亲都可以算是村子里的文化人了。母亲本可以在村子里当老师的，可是父亲已经是村小的老师，为了照顾我们，母亲硬是放弃了。家里地里，两点一线，日升月落中，母亲离神圣的讲台越来越远。

    1983年秋天，父亲腰疾严重到起不了炕。母亲家里地里忙得团团转，她要带着父亲去医院看病，买药，还要去学校给学生们上课。我们的村子小，学生少，尽管是两个紧邻的村子联合办学，父亲所带的班级，还是二年级和五年级复式班。

    父亲对学生比较严厉，但教学质量很好，年年都带五年级，小升初总成绩在乡里名列前茅。母亲想着不能因为父亲的病耽误了孩子们的学业，从来没有站过讲台的母亲，忙完了家里地里的活计后，便在一盏昏黄的煤油灯下，翻看着有些陌生的课本。深夜里，她一点点学，一点点记，实在不懂就问父亲。两个年级，全科教学，母亲废寝忘食地学习备课，没有让孩子们落下一点功课。

    母亲那段时间的教学工作，是替父亲上课，没有一分钱工资，但是她很满足，她终于站上了讲台，成为家长和孩子们心里合格的老师了。

    1985年夏天，高考成绩公布，哥哥是我们县的文科状元。接到山东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父亲和母亲高兴之余，又为了上学的费用发愁。虽然有舅舅们的大力帮助，我们的日子还是过得紧紧巴巴。哥哥上大学以后，虽然在学校里勤工俭学，还是舍不得吃一份荤菜、买一张澡票，大冬天偷偷躲在公用卫生间里，咬着牙洗凉水澡。

    哥哥是报喜不报忧的，但是每年寒暑假，父亲母亲看着他瘦瘦的脸颊，心疼得很。

    1988年，村小的女老师休产假两个月，母亲又站上了讲台。那两个月，父亲和母亲一起去学校，下了课一起去地里劳作，劳作完一起顶着满天的星光回家。深夜的灯光下，他们又一起批改学生作业，一起备课。

    紧张劳累的第一个月下来，父亲发了工资，46元钱。母亲发了工资，46元钱。他们把这些钱攥在手里，你递给我，我递给你，数了一遍又一遍。后来，他们一致决定，给哥哥一次寄60元生活费，让孩子也吃好一点！

    哥哥收到汇款单时，很惊讶。看了汇款单上的附言“多吃点好的”后，还是一头雾水。直到后来收到父亲的来信，得知母亲这两个月代课也发工资时，哥哥心里才踏实下来。他一个字一个字地读着信，想象着母亲站在讲台上的样子，高兴地笑着，止不住的泪水打湿了手里那两张沉甸甸的信纸。

    （作者来自胜利油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