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交易作为一种低成本减排的政策工具，能否有效降低实施区域内各行业和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通过何种机制实现排放量的削减，以及实施过程中是否会产生其他间接影响，一直是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重点问题。根据配额管理模式的不同，碳市场通常分为总量控制交易体系和强度控制体系。前者通过设定严格的温室气体排放上限，并逐渐降低排放上限，从而推动减排目标实现；后者则着力控制单位产出的排放量，促使企业在减少排放的同时，提升能源效率，降低排放强度。已实现碳达峰的发达国家普遍建立总量控制交易体系以削减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并实现中长期减排目标。以我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则更多采用强度控制体系，在不限制产量、不约束企业发展的同时，通过降低排放强度实现减排目标，发挥激励先进、约束落后的作用。

？直接减排效果广泛证实

官方监测数据揭示了碳市场减排效果。我国全国碳市场采用强度管理的模式，通过下调配额分配基准值以达到降低排放强度的目的。2024年生态环境部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4）》显示，2023年我国火电碳排放强度较2018年下降2.38%、电力碳排放强度较2018年下降8.78%，碳交易的实施累计削减了电力行业2.5亿吨二氧化碳排放量。同时，碳交易促进了我国火电结构转型，600兆瓦等级及以上大型常规燃煤机组发电量占比从2020年的48%上升至2023年的52.9%；200兆瓦等级及以下小型常规燃煤机组发电量占比则从2020年的6.4%降至2023年的3.2%。

实证研究评估减排因果效应。近年来，大量研究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倾向得分匹配结合双重差分模型、广义合成控制法等方法，结合动态面板数据评估碳交易对于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这些研究旨在剥离其他政策干扰，聚焦碳交易对减排的因果效应。

大量评估我国试点碳市场减排效果的研究证实了试点碳市场减排的有效性。行业级数据揭示不同行业间的减排效果存在差异，化工、钢铁等行业减排效果更加明显。由于市场要素和机制设计的差异，不同地区的减排效果也有所不同，北京的减排效果最强，上海和深圳次之，广东和湖北相对较弱。

当前有更多的研究采用更精细的企业级、设施级数据，细化了对于减排效果的评估。相关研究显示，基于总量的配额分配方法、较高的碳价和较高的交易活跃度能够增强试点碳市场的减排效果；试点碳市场显著降低了发电企业的碳排放量，这主要是通过降低发电量实现的，对发电碳排放强度的影响较小，由于发电企业碳锁定效应，短期内未发现碳泄漏现象。

研究普遍表明，尽管我国试点碳市场存在配额供应过剩、企业碳资产管理能力不足等问题，但碳交易的实施仍然在降低企业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协同减排效益初步显现

尽管碳交易政策的核心目标是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并不直接管控包括二氧化硫、颗粒物、氮氧化物在内的大气污染物。但由于二氧化碳与大气污染物排放均主要来自化石燃料燃烧，二者同根同源，因此碳市场在管控发电、工业设施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同时，往往能够产生减少大气污染物排放的协同效应，并进一步带来可观的健康效益。相关研究显示，EUETS（欧洲碳排放交易体系）的实施显著降低了二氧化硫、颗粒物、氮氧化物排放量，同时带来了超过1000亿欧元货币化效益的健康收益。若仅从二氧化碳的减排效果评估碳交易的影响，则可能低估碳交易机制带来的协同减排效益和社会效益潜力。

我国试点碳市场使覆盖地区PM2.5平均浓度降低了4.8%，且更为成熟的碳交易体系带来的协同减排效益更加明显；覆盖企业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分别降低了52.19%和48.62%。一些研究指出，碳交易的实施可能引发碳密集型企业的产业转移和产能迁移等相关碳泄漏问题，由市场驱动的配额分配与交易可能在改变区域产业结构的同时，引发能耗和排放的地理迁移。因此碳交易带来的环境影响需要引起高度关注，建议碳市场机制设计考虑环境公平性问题，例如向超低排放设施提供一定的配额优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