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转型成本与经济社会总成本之间存在三点主要矛盾。首先，转型过程中能源体系需要投入大量建设、研发等成本，这将在产业链上传导给企业及用户，带来一定的成本压力。其次，新能源产业目前尚处于培育期和先导期，不同新能源产业的成熟度不同，不仅中短期内资金投入集中度高、产业间衔接存在瓶颈、投资回报率较低，而且会产生大量的沉没成本和机会成本。最后，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压缩了传统能源产业的投资空间和市场空间。在“双碳”目标硬约束下，要实现碳减排效率最高和总成本最低，关键要把握好“一个协同、两个保障”。

    “一个协同”是指做好产业间、能源品种间的协同。碳减排难度不同、对技术依赖度不同、投入成本不同，共同决定了不同领域碳减排效率的差异。因此，只有做好产业间和不同能源品种间的路径优化，从最易操作、成本最低的路径入手，同时加大中远期技术投入，不断提高技术经济性，方能实现碳减排成本最低。从主要用能领域的碳减排难度看，由易到难依次为电力、交通、热力、工业；从技术实现平价时间预测看，风电光伏总体已于2020年左右实现，电动汽车为2025年左右，储能为2035年左右，绿氢、CCUS为2050年左右。因此，我国总体碳减排路径是，近期以消费引导和提高能效为重点，中期以推动新能源大幅替代化石能源为抓手，远期以CCUS、氢能等技术的应用为突破。

    “两个保障”是指近期的政策引导和远期的技术突破。近期，能源转型导致经济社会总成本上升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能源转型直接带来的成本，二是能源供需两端“计划性”与“市场化”的“脱节”导致市场信息传导失灵。因此，近期转型成本的控制关键在于政策。远期，关键技术的突破对碳减排成本的降低会产生“乘数效应”，边际贡献大。但一项技术从布局、突破到应用，周期较长，因此在前瞻布局、加大投入的同时，也需要在政策层面加以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