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 琪

    清晨，一声嘹亮的号子划破天宇，像塔克拉玛干沙漠久旱逢雨的春雷，既青春又热烈。

    今年西北油田新分来的大学毕业生开始军训了！他们迈着整齐的步子从我的窗前经过，渐渐消失在马路的尽头。看来，天山脚下、沙漠边陲，勘探地下石油宝藏的队伍又要壮大了。

    初秋的凉风徐来，一下子将我的思绪拽回到40多年前鲁南的那个小山村。秋季刚入小学的我，尚对时间没有概念，一觉醒来就哭着喊：“晚了，晚了！”不顾母亲的阻拦，挎上小书包就往学校跑。一脚深一脚浅地赶到学校时，天还黑着，学校大铁门落着锁，一个人影也没有。我执拗地蹲在大门边，边打瞌睡边等人。可能是因为上学年龄还不到，或是启智比较晚，老师在台上讲的课我总是似懂非懂。

    不过有一堂课，令我记忆深刻。那是一节描写油田的语文课，书里的黑白色插画上有高高耸立的井架和层层叠叠的梯田。老师专门走到我的身边问：“你的爸爸是不是在油田工作？”我骄傲地点点头。可是油田到底是什么样子？那些层层叠叠的梯田里种的是油吗？对于一个没出过门的山里孩子来说，油田就仅是爸爸的工作单位，是让爸爸一去就好久不回来的地方。

    终于有一天，盼到母亲带我到中原油田探亲。母亲挎着包袱，抱着妹妹。我拽着母亲的衣襟，上了一辆红色的公共汽车。这辆车我见过好几回。跟姑姑爬到山头拔猪草的时候，它从脚下经过，小得跟一只甲壳虫一样。

    母亲的包袱里装着一封父亲寄来的信，信上说他在河北馆陶的一个镇上打井。父亲把地址描述得很详细，方便我们找到他。然而，那时的邮差慢。母亲收到信，又起早贪黑地把家里农活儿收拾利落，再带着我们风尘仆仆地赶赴河北时，哪料想父亲的井队搬家了。

    我记得母亲带着我们住进一家招待所，房间里的床单和被罩很白，是我从来都没见过的雪白。我拘谨地坐在凳子上，看着母亲长吁短叹，一句话都不敢多说。后来我才知道，父亲打的是探井，打井的区域范围比较大。父亲也没想到新驻扎的打井地，是个三省交界又特别闭塞的地方。

    母亲发了电报，又找到报亭辗转联系井队，总之想了很多办法。直到第4天，母亲脸上才露出笑容。当父亲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我觉得他像个野人，胡子拉碴，黑黑瘦瘦，灰头土脸。父亲接过母亲手里的包袱，把母亲和妹妹安顿在军绿色大卡车的车轿，再绕到后面，把我抱进敞篷车兜。他也跟着爬上来，与我并排靠着车头坐着，一只手扶着车帮，一只手揽紧我的腰。我清楚地记得，车兜中间烂了一个比脸盆还大的洞，一条粗麻绳拦在我和洞中间。我总怕一个颠簸把我弹起来掉进洞里，至于父亲跟我说了些啥，我完全记不得了。去父亲井队的路不是一般难走，好像有路又好像根本没有路，只看到车轮过处滚滚的黄沙。很快，我也成了跟父亲一样的土人了。

    流动的车厢是钻井人的家。母亲作为随队家属带着我们驻扎井队后，我的学校就成了流动性的。井队每搬一次家，学龄期的家长们就会组团去毗邻村里“讲情”，好允许几个半大孩子在教室里旁听。记忆中，教室的光线很暗，仅靠南墙的一个小窗透进一尺见方的阳光，课桌就是一张长条凳，学生们坐的小马扎都得自己带。老师浓重的方言，让人听起来特别费劲儿。跟差不多大的孩子在井队铁皮房子间钻来钻去，上学路上的“追追杀杀”成了我那段时间最开心的事。放学的时候，我们井队的几个孩子从街口鱼贯而过，蹲在门口吃饭的老乡，会打趣地喊我们“小石油鬼子”。

    时光好不经用。转眼间，我也成了南征北战的石油人；再一转眼，我的孩子已到了接续石油事业的年纪。就像眼前的这些年轻人一样，即将接过一代又一代石油人手中的接力棒，去奔赴崭新的石油事业。

    我记得自己上班报到的前一晚，父亲坐下来跟我促膝长谈。他说：“我这一辈子只跟泥浆打交道，没什么本事。上班了，你凡事靠自己，多做一些总是好的。”

    父亲在井队主要负责泥浆化验工作，有个外号叫“泥浆博士”，是井队上的人给他起的。我知道父亲一定是干得好。

    现在，我也思量着，在儿子上岗前给他灌输点儿什么。从小带着他南征北战，那些两头不见太阳的奔波忙碌，他都经历过。即使什么也不说，他应该也明白：选择了石油事业，就选择了四海为家；选择了当石油人，就要有当“王铁人”的意志和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