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今天，更有千千万万奋斗在农业科技战线的工作者，延续起宋应星和袁隆平等古今人士“让天下的人都有饭吃”的梦想，从生产生活实践的需要出发，用更先进的技术造福更多人民。

    张 欢

    袁隆平和宋应星的两次“同框”

    “我梦见我们试验田里的稻子，长得有高粱那么高，穗子有扫帚那么长，籽粒有花生米那么大，每个人都可以在稻穗下乘凉。”

    《典籍里的中国》第二期《天工开物》缓缓拉开序幕。在剧情演绎中，1961年，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站在湖南安江农业学校一片金黄的试验稻田中，为了他所讲述的梦想躬下身子，选苗育苗。

    而另一头，明代的宋应星身处江西农田绿色的秧苗之间，躺倒在田埂上，手枕颈下，灯光如同灿阳，打在他年轻而又傲气的脸上。他说，他也有个梦，禾下乘凉梦。年少的梦想，耗尽他一生心血，宋应星最终写下三卷十八篇的《天工开物》，这本书被视作“中国17世纪的工业百科全书”。

    这两个场景本应间隔300年之久，区隔千里之远的空间，但他们共同的梦让彼此同频共振。《典籍里的中国》以舞台为媒介，通过精巧的调度，打破了时空的限制，讲述《天工开物》的故事，让古今两代的学者在同个维度构成一组关于禾下乘凉梦的历史对话。于是，宋应星与袁隆平在舞台上有两次“同框”。

    第一次“同框”讲述他们共同的初心：让天下的人都有饭吃。《天工开物》第一卷卷名《乃粒》，引自《尚书》“烝民乃粒，万邦作乂”。宋应星将“乃粒”列在卷首，将“珠玉”放在最后，在编辑上体现他“贵五谷而贱金玉”的思想。

    中国自古以来便是农业大国。然而，由于过去生产力有限，封建制度主导下，“遍身罗绮者”中的权贵衣食无忧，“家田输税尽”的农民拾穗充饥。文人志士吟诵“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悲叹“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汲汲寻求“大同社会”的有效方案。宋应星不仅仅读万卷书，更是行万里路，屡次赶考的经历让他看到世间万象、民生百态。他从应用技术之中寻求实现理想的路径，通过对技术的书写，为发展农业生产力留下宝贵的历史记录。

    袁隆平亦是如此，面对那个时代的粮食问题，立志用农业科学击败饥饿威胁。他所研发的杂交水稻技术，与《天工开物》中养蚕业的杂种优势利用，依靠共通的科学依据。两人在序幕上共话禾下乘凉梦，寻求科学技术层面上的道路不谋而合。

    第二次“同框”见证300年后的发展：实现亩产3000斤。终幕，撒贝宁带着老年宋应星穿过时空的横桥走到300年后的今天，走进袁隆平的试验田，见成熟的稻子粒粒金黄、颗颗饱满。从明朝的亩产500斤，到今天实现的亩产3000斤，宋应星见证数字的跃迁，感慨万千：“天下人衣食富足，梦想成真了，我无憾了。”

    宋应星与袁隆平的握手无疑令人动容。作为先行者的宋应星著书立作，传播科学技术和方法。而袁隆平作为后来者，汲取前人的智慧，用一年复一年的播种，一次又一次的试验，终于以求真务实的精神培养出高产的杂交稻。宋应星与袁隆平一衣带水，一脉相承，两人相对，无须言语。宋应星所著《天工开物》已是留给后世宝贵的精神财富，而袁隆平所赠一捧稻穗也已是感念前人最好的物质回馈。

    发展劳动者的科学技术

    宋应星在《天工开物》的序言中写：“此书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

    说起来，宋应星可以算是明代的非典型文人。历朝历代，多的是屡试不第的书生陷入失意。宋应星六次落第，耗尽青春，但他与其他读书人不同，在追求同考取功名无关的知识、求索与劳动者息息相关的学问中，获得了更伟大、更有利于人民的成就。今天的我们不再记得万历四十七年的会试中是谁拔得头筹，但宋应星的名字，却伴随着他所著就的《天工开物》，名垂青史。

    宋应星第一次赶考，意气风发。历时五月，行程万里，一路所见都是实用之学问。在哥哥和朋友的支持下，他萌生了为实用之学著书立作的想法。然而天不遂人愿，科举仕途倍为坎坷。宋应星六上公车十六年，六次落第，却看到世间万象、民生百态。“我得以深入市井，求问农业和手工业的各种实用知识。”正是这一时期从劳动者身上学到的科学技术，成就了《天工开物》这一部大书。

    在《天工开物》中，处处可见宋应星所书写之技术，源于劳动者，用于劳动者。他大力批判：“纨绔之子，以赭衣视笠蓑；经生之家，以农夫为诟詈。晨炊晚饷，知其味而忘其源者众矣。”万里长城不是秦始皇的功绩，而是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当时的富家子、读书人饱食终日，却忘记了粮食从哪里来，尽是鄙薄农夫。而《天工开物》正本清源、追根溯源，描绘130余项技术工具，附上123幅插画，精细描摹农业、手工业生产一线的生动场景，记录下几千年来，劳动者利用自然、改造自然所创造的精湛技法，为劳动者正名。

    《天工开物》通过宋应星这位科学家的书写，让劳动者的技术走上了历史的前台，已是极大的进步。然而《天工开物》的书写止步于静态的描摹，进一步可以追问的是，劳动者和科学家可以如何动态合作，推进技术的发明、改造与创新？袁隆平生活的时代，科学实践以“科学大众化”为路线，提供了历史的一项解法。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农业科学家与农村、农民紧密相连。当时，国家高度重视对于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建设，不断探索形成完整的“四级农科网”，即从县到公社都设有农业技术站，农业技术员活跃在农村，扎根农业生产一线，承担着示范、推广农业新技术、新品种等工作任务。此处的农业科学超越了精英化、建制化的范畴，将经过实践检验的地方性知识、日常经验纳入其中，从而构成更具弹性的本地知识体系，形成从田间地头到科研院所的农业科学技术研究的良性循环。在这“村村都有试验田、学校都有实验课”的农村环境下，催生出以袁隆平为代表的农业科学家，为天下人的吃饱穿暖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杂交水稻并非我一个人的成绩，而是整个科研团体的成就。”这是袁隆平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我们国家的农业科学家并非个人主义式的英雄，而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务实者，通过与劳动者的紧密结合、踏实刻苦的研究，取得万众瞩目的成就。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今天，更有千千万万奋斗在农业科技战线的工作者，在社会、技术条件更为充分的环境之下，延续起先辈们的禾下乘凉梦，从生产生活实践的需要出发，让更先进的技术造福更多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