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 重

1915年，格里菲思的影片《一个国家的诞生》在争议声中于纽约上演。同年，大洋彼岸，缔造出华夏五千年璀璨文明的古老国度却奄奄一息，企图将她彻底扔进深渊的《二十一条》由日本军国主义抛了过来，重重砸在她的脸上，仿佛一份拟定好的“送葬通知单”。

罗曼·罗兰说过，怀疑与信仰，两者都是必需的，怀疑能把昨天的信仰摧毁，替明天的信仰开路。当推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儒家思想，在现实面前被船坚炮利的列强捅得千疮百孔，国人终于意识到，我们曾经引以为傲的孔孟之道和圣贤学说，如今不仅成了这个国家的掣肘，更是紧紧扼住了她的咽喉。可是，刚刚终结了两千四百多年封建专制的辛亥革命，没能让旧中国行将就木的身躯见到一丝好转，恢复帝制、不要共和的声音甚嚣尘上。如果有一剂良药还能够救中国，那它究竟是什么？

于是乎，我们看到李大钊在早稻田大学振臂高呼，蔡元培风雪三顾陈独秀，鲁迅、钱玄同“铁屋子”坐而论道，毛泽东风雨泥泞中踏步来，看遍世间百态……一个个耳熟能详的面孔走出画卷，试图按照自己的意志和世界观改造中国。回顾中国近代史，为什么只有中国共产党能救中国？其中的偶然性和必然性是绕不过的思考。《觉醒年代》以新文化运动为主线，结合时事，一步一步直观论证了为什么中国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影片部分场景挥洒写意、隐喻明显：袁世凯“总统府”华丽的西洋吊灯下，正中象征封建极权的青铜大鼎尤为醒目——北洋政府从未想过真正革命，不过是另一个姓氏的改朝换代；学成归来的胡适穿着长袍马褂在雨中聆听小提琴，渴望民主自由又摆脱不了封建观念的桎梏——所以他至死也未能看清，时代在变，道术亦当变，关键在“道”而非“术”……他们当中有些逆历史潮流而动，有些表现出时代的局限性，都无一例外地走向了失败。

近代中国史，早已不再是王侯将相史。驱策历史车轮前进的，不再是几个诸侯歃血结盟，不再是几个氏族通婚和亲，不再是庙堂之上的王权更迭，不再是肱骨大臣的变革图新，不再是韩信白起的沙场点兵。人是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社会的物质生产实践和其他实践，都是人们为了满足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需要而进行的。纵观世界历史，伴随着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欧美迅速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其根本原因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释放生产力、重新构建生产关系是解决问题的核心。因此，打破固有阶级、进行土地改革是历史所向，亦是人心所向，用马克思辩证的历史决定论和历史选择论来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一条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发展道路，其成功是必然的。

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并非理所当然。一个世纪以前，一批有着“自觉之义”的有识之士，这群大多来自社会精英阶层的青年，在当时的条件下，纵使路人食不果腹，依然可以生活得很好。但是，他们深知“覆巢之下，岂有完卵”，面对内忧外患，不做“键盘侠”，拒绝“躺平”，与国家共难、与人民共情，“求一可爱国家而爱之”，才换来如今的岁月静好。放眼今日世界，仍有多处战乱波及数万名儿童，仍有8.2亿人无法解决温饱问题，在新冠肺炎病毒弥久不散的全球疫情下，我们走上街头，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想起百年前中国的风雨飘摇，更应感恩先烈的负重前行。

有网友用这样的观点来概括《觉醒年代》：站在今天看过去，原来我们远远低估了先辈的伟大——当他们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时，未必像我们一样明确知道一定会成功。这是一个很好的视角，但我相信他们知道！看一看李大钊就义前的照片，目光坚定、神色从容，读一读方志敏狱中所写《可爱的中国》：“这么光荣的一天，决不在辽远的将来，而在很近的将来，我们可以这样相信的，朋友！”我感受到了，在他们信仰共产主义之初，就预见了未来。

用发展的眼光论证马列主义，折服于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用历史的视角代入迷局，震惊于先烈的远见卓识和矢志不渝，这便是我们学习党史、缅怀先烈正确的方式。